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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从1990年入行，开始在建筑业摸爬滚打，从实习生混到技术员，以后又当过预算员、施工员、质检员、安全员，还当过项目经理，做过开发公司的总工。这个行业养活了我，让我娶妻生子，买房买车。但我却并不喜欢这个行业，甚至有些厌恶。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，到后来竟然发展到一进入工地就情绪低落，浑身难受。我知道这是抑郁症的节奏，可我又不会做别的，为了养家糊口，只好硬撑着。

其实我对从事技术工作和单纯的管理工作并不反感，我讨厌的是这个行业里无处不在的潜规则。从项目的立项审批、规划设计、拆迁、招投标、施工、监理、安全检查、环保检查、竣工验收直到审计结算等等等等，每一个大环节和每一个小环节，无一不充斥着令人作呕情节：行贿受贿、请客送礼、暗箱操作、勾心斗角、偷工减料、巧取豪夺，几乎社会上的所有的丑恶现象都在这个行业里浓缩了。

从今天开始，我带您看看建筑业中的潜规则。

第一章：中建二局

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是在中建二局的一个公司。那时候地方上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改革，中字头的企业管理模式还很陈旧。中建二局那时总部在丰润，下设好几个公司，我上班的那个公司在唐山，这个公司下面还有好几个分公司。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河北和江苏，海南也有一部分。我是从学校分配去的，去公司以后，人事部门要先了解半个多月，然后才安排具体工作。会唱歌跳舞且能说会道的人往往会安排在团委或工会，漂亮点的女孩会留在公司各科室，学历高而且长得也过得去的男孩也会留在公司。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解决子弟的婚姻问题。剩下的人会安排在分公司或更基层的地方。

我所在的公司是由部队工程兵转业的，据说是陈老总的部队。公司人员组成是这样的：第一是子弟，也是他们所说的老人，这些人都是坐地户，树大根深，谁都惹不起。这些人很多都是领导层，年青的则是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。第二是招收的农村合同工，是技术工人。这些人勤劳仆实，很受领导喜欢。第三种人是分配去的大中专学生，这些人是最不受待见的。公司对学生的政策是“既要用，也要打压，重点是要改造。”这一类人也很容易出人头地，但有一个先决条件，那就是的公司子弟的老公或媳妇。

我被分配到第五分公司当技术员。那时候己经有了专业的劳务队，公司的正式工人和合同工大部分都从事管理工作，也有一部分当机械工和电工。凭心而论，公司的技术力量是很雄厚的，施工时也舍得下资本，从不偷工减料，但却不容易承接到工程。国字头企业的领导都很傲慢，不愿意和地方领导多接触。地方上也愿意把工程交给本地的施工队。我们公司人员雍肿，管理上漏洞也多，每每承接到工程也会亏损。那时候领导贪污现象并不严重，主要是管理上不作为。每干一个工程，丢的东西就不计其数。有钢筋钢管，也有五金电料，一方面是外面的人偷，一方面是公司内部人偷。有一件事说起来很可笑，唐山市公安局抓住一个盗窃团伙，审出这伙人一年前曾偷了我们分公司两套龙门架，而我们公司却无人知道。

我们那个公司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光棍多，两地分居的多。我刚分配工作时，带我的师傅就是一个离了婚的光棍儿。他到波茨瓦纳施工走了两年，临走时对他最好的朋友说：“帮我照顾你嫂子。”他的哥们儿没有让他失望，在他走后，朋友全方位的照顾了他媳妇儿。等我那位可怜的师傅从非洲回来后，老婆很亲热的把他接回家，没收了他的工资后和他提出了离婚。这样的事在我们公司并不希奇，因而绯闻在这样的单位就是生活中的一点佐料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

第二章：唐山接活

我干的第一个工程在唐山，是由唐山张各庄投资的，是一个生物血制品车间，总投资一千多万。冬天放假的时候，分公司经理开会，说我们在冬季停工期间，一定要加强保卫工作，丢的东西争取不超过十万元。我当时参加工作才四个月，对丢十万元的东西没多少概念，只是听老工人讲，经理的话是吹牛。我记不清那时的工资是多少，只是记得放假回家时想给父母带一点钱，手头却没有富裕，只好向一个一起分配到唐山的同学借了七百块，因为他的那个分公司效益好一些，每个月都有奖金。

唐山那时候没有雾霾，街道很宽也很干净，马路两边也没有高楼。我们这些同学在单位里过得都不太得意，因此只要一得空，便会聚在一起喝酒吃饭。那时候大家钱都少，很少下饭馆，都是买了酒和菜自己在宿舍里做。搞建筑的人大多会做饭，尤其是男人，几乎都有一手绝活儿。我们这些同学的感情在他乡的相互慰籍中培养的非常深厚。和我们同时分配到单位的学生一开始处得也不错，但很快就因为找对象、竞争工作岗位等原因开始勾心斗角。搞建筑的人看上去豪爽粗放，值得信赖的人却不多。

第三章：分配苏州

过完春节我从家乡回到公司，领导通知我到苏州上班。二分公司在苏州新区承接了一个工程，主体已经完工了，我们经公司协调，从二分公司分一部分装修活儿。从那一年开始，我们分公司开始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，领我们去苏州的项目经理姓陈，是分公司书记的连襟，也是分公司经理的老部下，我们都管他叫陈老大。陈老大很装B，到工地后装模作样地要和二分公司领导谈判，二分公司领导不理他，只派了一个项目经理和他应付了一下，分了一些外墙装修的活儿，算是给公司面子。

我们的工地在苏州新区，在运河的西边，离狮山桥不远。晚上躺在工棚里，还能听到运河上拖船的汽笛声。从工地出来向西走一段路，再向北走几里地，有一座很出名的寺院“寒山寺”，寺院的规模并不大。我们的工程是一幢三十八层的高楼，投资方是香港的一家公司，负责人是个女的，我没有见过，听说岁数不大，人很漂亮，是苏州新区管委会主任的干女儿。后来听说那女人被抓了，什么原因不清楚。这个工程的总造价是多少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它养活了二分公司所有的人。

还在唐山的时候，听劳资科一位师兄讲，公司现在正在龙虎斗。我不明所以，他解释说，公司总经理和书记在斗法。我平生第一次知道，什么叫润物细无声里的刀光剑影。我到苏州三四个月后，龙虎斗有了结果，书记胜了！论实力，这两个人应该是势均力敌的，书记是坐地户，根深蒂固，总经理是实干家，扶植的亲信也很多。但总经理有个致命的爱好：贪色！而且香名远播！最要命的是，总经理喜欢吃窝边草，因此得罪了公司不少老人，也包括局里的人。书记用这块石头打败了总经理，这是斗争艺术：淡化主要矛盾，突出次要矛盾，四两拨千斤。

第四章：换领导

公司总经理被调回局里了，局里重新任命了一个总经理。据说先前的老经理下台后，心里非常郁闷，不想在局里当凤尾，便下海经商了。无奈他当惯了领导，在地方上又没有人脉，做生意时眼高手低，最后赔得很狼狈。而公司的这一人事变动直接影响到了苏州的二分公司。二分公司的经理叫张福良（化名），是公司总经理一手提拔的。总经理下台后，公司领导认为张福良在苏州做事自作主张，不受公司的控制，决定把张调回公司。这一决定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，也改变了公司的命运。

我见过几次张福良，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。建筑公司的领导们穿衣打扮要么很土，要么很土豪，而张福良在公开场合一般都穿一件白衬衫，打一条领带，整个人都很精神。张福良很有魄力，在苏州搞得风生水起。他社交能力很强，也敢花钱，所以在苏州新区很吃得开。他当时正在谈一个大项目，是苏州工业园区内的一个工程。公司的决定直接导致了这个项目流产。张福良没有接受公司的安排，而是带了几个技术不错又有管理经验的合同工另起炉灶，自已单干了。那时候人们都崇拜自己闯天下的人，张福良成了公司里人们心目中的英雄。特别是分公司经理级别的领导，都开始模仿张福良的做法，每到一个地方，都会大把花钱搞开拓交朋友，培养自己的人脉，时刻准备着有一天自己单干。

二分公司的管理表面看上去很严格，工地的围墙高大齐整，两个大门都设有门卫，门卫由公司合同工担任。合同工的工资没有正式工高，但生活却过得非常好，总有零花钱，经常喝酒吃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些合同工在偷着卖东西。他们把整钢筋切成小段，用加工场的客货两用车拉出去当废品卖。

二分公司有一些很不错的合同工，其中有一位是全国劳模。此人当时五十多岁，非常朴实，是四川人。他是个木工，技术非常好，擅长做模具，每每遇到异形结构不好放线时，就得请他老人家出马。奇怪的是，他在公司干了几十年，却一直没有转正，更谈不上提干。知道他的人谈起他时，有几分崇敬，也有几分鄙视。不管别人怎么看他，他自己却始终非常平和，每天都在木工加工棚里干活儿，既不抱怨干活儿多，也不抱怨工资低，当然更不会和年轻人一起去偷。我们公司下层流传着一句话，叫“打惊的睡觉，喂马的卖料”。而这位前辈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，坚守着自己的道。他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长者。

其实二分公司当时的效益也并不是很好，欠了许多材料费。为了躲债，材料科几个科长轮流放假。好在凭着中字头企业的金字招牌，材料总能赊回来。工资还能按月发，劳务队的工资也是如此。公司正式工和合同工每个月还能发一点奖金。

相比之下，我们这个项目部就窝囊很多。陈老大带着我们到了苏州后，二分公司根本就不理他，最后还是我们分公司经理出面，人家才勉强分了一些外墙装修的活，而且要归二分公司项目部的统一领导。也就是说，干活儿时要听人家的，发奖金却没人管。二分公司管那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是子弟中的姣姣者，大学本科毕业，人长得也精神，参加过大亚湾核电站施工，前途一片灿烂。而我们的项目经理陈老大是小个儿罗圈腿，尖嘴猴腮，工人出身。虽然也是子弟，但他爹是普通工人，所以他们哥几个在并不受待见。作为项目经理，陈老大只能管得了我和另外两个合同工。

我们一起到苏州的有项目经理陈老大，项目副经理老秦，有两个正式工做了施工员，我是技术员，还有两个合同工，一个当质检员，一个当安全员。我和两个合同工住在一间宿舍。他们都是八几年招工进单位的，对公司的掌故非常熟悉。闲来无事，就给我讲一些公司里扯淡的奇闻异事，聊以解闷。我们分公司经理的历史就是从他们嘴里知道的。

我们分公司经理姓林，是架子工出身，后来争取了一个代培的名额，上了二年中专。中专毕业后，由工人转成了干部，被分配到公司劳资科。劳资科有一个女的，比林大六岁，已经结婚了，并且有一个小孩。也不知是怎么搞得，两个人居然相爱了，那女的离了婚，带着小孩嫁给了林。那女人很有能量，把林调到分公司做了施工队长，几年前又做了分公司经理。

林很有心计，当时和他一起的有一个技术队长，叫杨永明，是个很义气的人。杨永明的技术很好，但林却偏偏不服。有一次在北戴河施工，打一颗混凝土大梁，照例是由技术队长出配合比。（那时候不像现在，现在必须由实验室出配合比。）杨永明出配合比后，林认为不合适，应该改动，但是杨永明坚持自己的意见。林很不高兴，暗地里让工人把每罐混凝土少加了一袋水泥，表面上还是按杨永明的配合比施工。最后那道梁强度当然不够，林怪怨杨永明的配合比有问题，愤怒的把已经浇筑了二十多天的梁砸了。这件事只有少数几个工人知道，杨永明被蒙在鼓里，上边的领导也不问青红皂白的给了杨永明一个处分。

杨永明也是个能力很强的人，和林比起来，他少了几分心计和运气。因而在林还是架子工的时候，杨便是技术队长，等林当了分公司经理后，杨依然是技术队长。杨的媳妇有抑郁症，无法正常工作，这也是杨仕途不得意的一个原因。杨永明的媳妇是他们家的邻居，嫁给杨永明之前有一个对象，两人感情很好。那男的是个军人，自卫反击战（对越南的战争）时牺牲了，女的因此得了抑郁症。杨永明和这对男女都是好朋友，男的牺牲后，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照顾自己的邻家女孩，便娶了她。这件事曾经被传为美谈，却也成了杨永明一生的累赘。

林经理九月份来苏州时是开着小汽车来的，是一辆崭新的蓝鸟，司机老田和他一道。一进门，寒暄了两句，林经理笑眯眯的掏出二十块钱给了合同工郭二，说道：“郭二，给我洗洗车。”郭二高高兴兴的叫了另一个合同工去洗车。林经理随即又掏出新买的手机给陈老大看。那时候的手机统称大哥大，我在香港电影里看过。林经理的大哥大比电影里的小一些，拿在手里十分气派。分公司以前没有小汽车，分公司经理的专车都是客货两用车。这次经理把鸟枪换成了炮，必定有不同凡响的举动。果然，第二天开会时，林经理通知我们，石家庄华联商厦的装修任务已经接近尾声，效益很好；明年要进行河北省人行职工住宅楼的装修。活儿很多，要我们在年底以前结束苏州的施工任务，明年全部到石家庄。

在苏州的大半年，我过得很清闲。外墙装修没多少技术含量，主要看工人师傅手上的功夫。做劳务的是浙江金坛的两支队伍。金坛一建筑曾经在全国建筑业技能大赛中得过贴瓷砖的冠军，因此金坛的工程队常常吹嘘装修的技术天下一流。吹嘘归吹嘘，他们的技术也还真的不错，用不着管理人员操多少心。除了这些专业队伍外，二公司还用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施工班组，全部是壮工，专门干清扫建筑垃圾、剔凿、装车等杂活。领工的是个河南人，会武术。一开始我非常奇怪，别的队伍都是承包，而他却是每天记零工自己只挣很低的带班费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挣的钱最多。记零工可以浑水摸鱼一天派十个工人，报二十个工也没人知道。其实是不愿意知道，大家心里都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但这位河南老哥出手大方，管事的人人有甜头，没人愿意点破。

就在我们的工程接近尾声时，出了一起安全事故，有一个工人从十八层的电梯间掉了下来，顺着电梯井掉到了地下室，当场死亡。所有的电梯口本来全是封闭着的，那个工人可能是把电梯间当成了楼梯间，自己解开防护门失足掉了下来。我觉得这起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安全科没有很好的进行安全教育。二分公司出面解决了死者赔偿问题后，照例要在管理人员中找一个责任人负责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二分公司偏心了，我们项目部的一个施工员被抓了替罪羊。

在改革开放之前，建筑公司的工人都是正式工和合同工。正式工大部分是子弟和转业军人，也有很少的地方待业青年被安排进来。合同工则是从农村招收，也都是农村里有面子的人家的子弟。改革之后，市场出现了劳务队，出现了农民工，比自己公司的工式工人听话，公司就不再用自家的工人干活。那这些人干什么呢？公司组织了培训班，让这些人学习培训，到工地上的基层管理人员，如施工员、安全员等。我们项目部被处理的施工员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这个施工员叫张引弟，电工出身，也开过塔吊。过去的建筑单位，能分配做电工、机械工一类技术工种的人，要么有关系，要么人机灵。否则就会被安排做脏活累活重体力活。据说许多女工为安排一个好工种，常常要给领导上贡。此话大概不假，我见公司里凡有一点姿色的女工工种都不错。

张引弟的哥哥是公司一个中层干部，因此他的机会比别人要多一些好一些。张引弟几年前也被提拔过，在公司大院里的一栋宿舍楼工程当施工员，干的还不错。工程交工一年后，要在宿舍里加管道，结果从土里挖出许多钢模板。公司领导知道后非常生气，认为这是严重的渎职，严重的浪费，一定要追查责任人。张引弟是当时的施工员，难辞其咎，背了处分，又做回了工人。这次在苏州，领导让他做施工员，也有再给他一次机会的意思。这次安全事故本来和他没什么太大关系，工人不为他管，工号也不归他管，都归二分公司管。怪只怪他手贱。出事的那个工人出事前一天，曾在楼里大便，被张引弟撞到，张当场打了那人一个嘴巴。事故发生后，二分公司的领导认为这个农民工是因为挨了一巴掌，精神抑郁才出事的。张引弟又一次挨了处分，重又回去做电工。那一年他三十八岁。

我至今都认为，做工人并没有什么不好，农民工也不比别人低贱。但在国企里，干部看不起工人，正式工看不起合同工，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农民工。国企的职工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，他们看不起包工队的人，厌恶的称之为“老包”。在国企里，合同工转正式工、工人转干部都是大事，是梦寐以求的事，足可以光耀门庭。

一位朋友打